心理测量在中国恢复发展的20多年里，遭遇的无奈和困境可谓层出不穷。
一位大学心理系学生告诉记者，教授心理测量的老师，在讲授“心理测量的保密与控制使用”时，“脸上充满无奈的悲哀”。这位老师告诉她的学生，目前很多不负责任的心理工作者，擅自把一些心理测量的题目公开，使得测量结果越来越不可信，“这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高考试题一旦泄密，整个考试还有什么意义？高考试题万一泄密，还可以使用副卷，或者重新命题，而编制一个心理测量的量表就不那么简单了，有些复杂的量表需要耗费数年时间和数百万元的资金。
遗憾的是，在许多人眼里心理测量不过就是一门考试，量表不过就是一张考卷，量表里的测试题，公布一下又有何妨﹖
公务员考试、企业招聘、干部选拔等等无不增设心理测试，精明的出版商纷纷推出各种心理测试模拟试题，量表在不断泄密的过程中大幅贬值。
金瑜曾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自己的孩子第二天就要参加公务员心理测试，请心理测量的专家辅导一下如何过关。金教授哭笑不得，只讲了一个原则：怎么问就怎么答，不要编造答案。
“心理测量是帮助人们了解心理发展特点和水平的工具，与一把尺、一杆秤可以测量出物体的长度和重量一样，它可以测量出个体的心理特点和发展水平。”譬如公务员心理测试，测试的目的不是立判高低，而是为了测出个体差异，为日后安排工作岗位提供参考依据。金瑜说，考试化的心理测量无疑已经异化，如果测试者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甚至找人辅导，这样的心理测试结果还有什么准确性可言？
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上海市人事局的一位官员见到了金瑜，直率地告诉她：“我对你们的心理测量不敢恭维。”金瑜点头称是，她知道，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国内心理测试的结果的确难以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经典心理测量学认为，心理测量通常会为组织制定重要决定提供最公平和最精确的方法，同时也是个人作出重要选择的最好、最准确也是最经济的方法。遗憾的是，这对国内的心理测量而言，仿佛一个遥远的梦。
以儿童智力测试来说，国内最早的心理测量就是从智力测试开始的。1985年，湖南医学院龚耀先教授修订了美国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当年在全国卫生系统推广使用。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的张厚粲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林传鼎教授也合作修订韦克斯勒智力量表，在教育系统使用，形成了“二分天下”的局面。
最近，金瑜教授对一部分智力落后儿童进行调查时发现，医院用来鉴定这些儿童的心理测量工具，依然是龚耀先修订的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第二版，许多常模(标准)还是1985年制定的；而在美国，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已经修订到第四版了。“这根本不能反映儿童真实的智力水平，却还要用来确定一个孩子的教育规划，实在太可怕了！”
八十高龄的张厚粲教授也告诉记者，她在1986年修订的韦氏量表第二版，国内一直沿用至今，常模也是当年的常模，从来没有更新，“20年里，中国的变化太大了，现在这些量表都已经过时，已经没有意义了”。
心理测量量表与全球通用的标尺毕竟不同，它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一度掀起一股翻译和修订国外量表的热潮，所谓修订就是本土化，目前国内普遍使用的国外量表几乎都是在那个时期修订的，量表陈旧、常模过时成为普遍现象。
而修订的水平也直接影响心理测量的可信度。林紫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林伟年内才从德国留学回来，使用人格测量量表SCL—90时，她惊讶地发现，一些专为西方人设置的题目依然存在，并且这个量表的计算机化测量报告用语非常直接和刺激，比如会出现“严重忧郁”这样的字眼。
于是在测试前，林伟都要给测试者“打预防针”，告诉他们“测量为辅，分析为主”，以防测试者被刺激的结论误导。林伟说，在心理咨询过程中，她只相信测量结果的20%。
张厚粲教授告诉记者，1986年后她不再修订国外量表，原因是版权问题。心理测量量表版权极其昂贵，张厚粲1986年到美国，准备购买量表，可是发现根本付不起那笔费用。1986年修订的韦氏量表等国外量表沿用至今，无力购置新的量表也是重要原因。
张厚粲最近又准备着手修订最新版的韦氏量表，因为没有钱买版权，只能帮美国人做“中国版”，版权依然归人家所用，中国人可以付费使用。